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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电信黔行40载

邮电大楼见证改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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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省通信事业飞速发展。40年间,贵州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搏浪前行,一个信息闭塞的蛮荒之地转身成为大数据发展的重要前沿。40年沧海一粟,信息科技发展翻天覆地。昔日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印象已一去不复返。而今,足不出户网上购物、远程看病、偏远地区远程“互联网+教育”……通信工具的变迁、通信方式的改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着贵州社会经济跨越发展。贵州电信作为通信行业的主力军,与贵州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见证了时代巨变。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回忆点滴,感受电信历史的醇厚。

  我们的故事,从这幢楼说起……

  在贵阳中华南路,一幢苏式建筑如今依然伫立在车水马龙的红绿灯路口,楼顶“nba万博”四个大字醒目,巨大的电子屏闪烁着现代生活的媒体广告,所有经过的行人都会抬头看一看这幢楼。

  说起这幢楼,贵阳市民都知晓,邮电大楼。它承载着改革改开放40年来贵阳的通信史,关于它的诞生,比1978年改革开放还早18年。让时间追溯到1960年,邮电大楼在中华南路拔地而起,一座高约40米的9层楼,淡黄色的外墙,方方正正的红窗。它,就是贵阳邮电大楼。曾经的“邮电大楼”现在是nba万博业绩发展最好的“中华南路营业厅”所在地,在周边高楼林立中,凸显其庄重、宏伟的外形,是贵阳市民最好的历史记忆,依然是中华南路上的重要建筑。

  40年,一晃而就,楼,依然伫立;通信发展,已翻天覆地。

  值改革开改40年之际,让我们再回顾听一听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

  讲述人:罗荣华,87岁,1958年从湛江海军基地转业后,进入当时的贵阳市邮电局从事发电报工作。

  我在湛江海军基地参军时,一直从事的是发报工作。1958年,我转业回到贵阳。起初安置我在一所学校做会计,就在我参加会计培训时,却接到了去邮电局上班的通知。原来贵阳市邮电局急需发报人员,相关领导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四名退伍军人在部队上都是搞发报工作的,就通过协调把我们四人调进了贵阳市邮电局。那时,邮电大楼还没修,贵阳市邮电局在民生路办公。由于邮政和电信没分家,一个不大的营业厅一半用作寄信,一半用来打长途电话和收发电报。贵阳市邮电局专门成立了投送电报的班组。投送电报的职工,每天骑着加重自行车,背着一个装电报的小皮包,穿梭在贵阳市的大街小巷。邮电局的职工统一着绿色衣裤,就连自行车上也统一喷着绿色的“邮电”标记。20世纪50年代,发电报好像是3分钱发一个字。那时人们的经济都不宽裕,3分钱可以供一个成年人吃一顿早餐,所以他们发电报至多是几个字。我记得人们发得最多的电报内容是“×日到”,既节约钱,又说清楚了事情。当时,有些人爱写诗,故意把“啊”这个字写作一行,就有编辑说作者:“是不是想混稿费?写诗应该像发电报那样,惜墨如金!”因为当时的诗歌是按行数计算稿费的。

  1958年9月底,北京电报大楼建成。消息传到贵阳后,我们也希望贵阳能够修建一幢电报大楼。因为那时电话对普通市民来说,还很稀有,电报仍是重要的通信方式。于是,1958年,贵阳的邮电大楼开始动工修建。

  当时,在贵阳打电话要经过话务员人工操作才能接通。“你好!哪里?”是机房话务员一天要重复几百遍的四个字。贵阳市邮电局有一名叫王淑琴的年轻小姑娘,总能准确地把打进的来电插进需要接通的线路,让双方很快实现通话。王淑琴一个班要接通数百条电话线路,不停地说上4个小时,下班后嗓子都哑了。由于工作认真,王淑琴在1959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1960年5月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到贵阳,在云岩宾馆宴请贵州省的全国劳模,王淑琴也应邀参加,还和周恩来夫妇碰杯饮酒。

  解放初期想在邮电局的机房当话务员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当时的通信设施十分落后,电话都是通过人工转接,话务员肩负着保守党政军机密的任务,必须经过严格挑选,根红苗正的才能当话务员。话务员是一个让外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行业,加上当时电话的稀缺,话务员在社会上成了一个神秘且美好的职业。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反特电影《羊城暗哨》,里面的女话务员就是由广州市邮电局机房的话务员扮演的。当时,女话务员的眼光很高,找对象的时候也特别挑剔。

  1960年12月,邮电大楼开通了一套4000门自动拨号的设备,才在全省首次实现4位数的自动拨号。这一年,邮电大楼修好,我进入二楼无线报房负责收发无线电报。无线报房约有10来个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台发报机。这间机房专门收发党政部门的密电。之所以选择我进入这里工作,是因为领导在调查我的从军经历时,了解到我在湛江海军基地参军时担任的是电台长,由我来承担这项工作,可谓是“根红苗正,组织放心”。

  发电报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虽然在新华书店买一本有关明码电报的书,自己就能够破译明码电报:但是,无线电报的密码是机要密件,只有相关的党政部门才能掌握。譬如,在明码电报中,“5112”“0006,“5478”三组数字分别是我的名字“罗”“荣” “华”,但在无线电报机房里发出去的这三组数字,就代表其他含义。每一次进入无线电报机房发报前,我们接到的都是一组组数字电码,我们把这些数字发到对方省、市的邮电局。那时城市之间的邮电局在收发电报时,都有一个时间约定。譬如,贵阳发往北京的电报,是每天上午8—9点间。错过了这个时间,北京市邮电局的收报员就会按约定的时间收发其他城市的邮电局发来的电报,我们只有不停地呼叫北京的收报员,等待对方的回应。那时每个城市的邮电局收发无线电报的工作人员有限,但收发报的量比较大,这种等待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因接收城市邮电局的收报员太忙,就只能打长途电话通知对方另约时间收发报。大概是1961年,贵阳市邮电局需要发上百封电报到北京,且电文较长。由于设备比较落后,光靠人工收发电报耗时很长,为了及时将电报送达北京,贵阳市邮电局的领导商量后决定让送报员带上这些电报,乘飞机前往北京,以确保电文及时送达。不过这种“坐飞机送电报”的事例,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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